一直以来对雪比较敏感，因服务于交通运输的行业，天一下雪就担忧汽车能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。现虽仍在交通战线，但又多了基建这一块，对雪就更敏感，天一下雪就更紧张，担忧因雪而影响这工程的进展。

今年算是幸运，这天几乎没下过雪。去年的雪却记忆犹新，时常从工地回家，见那飘舞的雪花越来越大，便辗转难眠，数次起床撩开窗帘，看那幽暗的大地是否变成刺眼的白色？

对雪的敏感其实不是一入交通运输这一行立马就有的，而是被调动到山区的一个车站，独立开展工作后才有形成的，这当然是缘于责任的压力。

三十多年前的寒冬时节，刚进县汽车站工作，一下大雪，就因班车停开，不用忙碌而开心。次年的冬天就开心不了，因为在山区独立开展工作的终点车站有辆过夜车，一下雪就担忧第二天一早，这车是否能载着乘客开下山去，回到县城。

若当晚下雪次日便要早早起床，先稳定那些前来乘车而凌晨四五点就在候车室吵闹的旅客，再察看雪情；又打一通电话给这条班线上沿途的各乡村小站，了解各地的路况，再与当班的司机沟通并与县站取得联系，决定是否售票、发车。

有时，司机见那当晚的雪越下越大，会连夜开车而逃，以免在枯燥的山区被封上数日。这就苦了那些急于乘车进城的山民，这些乘客是徒步从山腰上，或山顶上，或山的另一面，翻山越岭赶来的。不甘心离去的会急躁地等待，企盼班车的复通；性急的则会沿着下山的公路拔腿而走，运气好时可碰到离城较近的平原有复驶的班车可将其带入县城，运气不佳则一路六十余华里步入县城。这一路的艰辛会在数日或数月后又来乘车时，当作笑话，十分轻松地讲与我听。而我这个交通人内心却因此沉重，愧疚难言，对雪的敏感自此便刻骨铭心。

调回县站后，负车站调度室之责。我这个外地的年青员工，因无家庭拖累的负担而承担了下雪天，早起了解路况的任务。一旦下雪就需凌晨三四点钟起床，进调度室摇那老式电话机，待那冰冷的老式电话机摇得火热，与数十个乡站通话才完毕。了解各地的雪情、路况后，理出班车可通达的站点，在五点钟前通知票房按计划售票，同时改写行车路单，发到每个司机手中。

想那时，在恶劣气候的情况下，可一个人全权做主全县所有城、乡客运班车的通达，这“权力”可不是一般的大，若现在则是要冒出一身冷汗的！

凌晨三四点钟起床，潜意识应该是起作用的。山民们在那满是积雪的公路上，东倒西歪，徒步的身影；山民们冒着凌厉的寒风，站在公路边，那伸长脖子企盼车影的眼神；山民们在候车室苦苦等车的焦虑表情……这些应该都是激励起床，投入工作的动力。

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是很苦，以至落下不会睡懒觉的“毛病”，若早晨七八点还不起床，则不论热天还是冬天，脚手都会冒冷汗，非起床才舒适。

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也苦中有乐，当时那个县城的电话号才三位数，调度室电话号码是236。摇“236”那部老式电话机的乐趣，是与邮电局“长路台”的女青年调侃。调侃的时间是电话接通后，乡站的站务员去室外测量雪的厚度，踏看道路是否结冰的那几分钟，时日一长，便混得挺熟，熟到对方一开口就知是那个接线员。

但，一般仅仅是熟了对方的声音。也有胆大的，当买不到车票时，情急之中，会进车站的调度室来找“老上早班的绍兴佬”。然，见了面只有听到来者的口音才“认识”，于是在同事们奇异的目光之下，收钱、买票、送客。弄得双方的脸颊均有了红昙，可结果相互仍不知对方的姓名。在那《山楂树之恋》的纯真年代，青年男女是不敢随便交往的，这遗憾便长驻心中，“236”这个连数成了敏感而心悸的符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