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世居农村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。小时候，听奶奶说，解放前我的家里很穷，尽管爷爷年轻时身强力壮，三个儿子——大伯、二伯和父亲，从小就跟着爷爷一起劳作，农忙时种田，农闲时爷爷带着他们打锡箔，经常是起早摸黑地忙碌着，但还是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过着贫穷的生活。长年累月的辛劳，使得本来很健康的爷爷在壮年时就不幸患上了肺病，由于缺医少药，加上没钱看医生，只能采些中草药胡乱医治，不久就病情加重，痛苦地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。家中的顶梁柱倒了，家里就更穷了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一家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着……

      一唱雄鸡天下白。一九四九年十月，新中国成立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广大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翻身做了主人。从互助组、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大伯、二伯和父亲都当上了农村干部，并先后入了党，带领大家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。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响应党的精简机构、精简干部的号召，毅然决定从副乡长的任上退职返乡做了农民，重新拿起了锄头种地，以减轻国家的负担……

      二十一世纪初，父亲迎来了双喜临门：一是我的家乡实施城中村改造，父母亲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；二是父亲的乡干部身份得到承认，国家给父亲享受了退职干部的待遇，从初始的每月四百多元现已增至千元以上。衣食住行都得到了保障，使父母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今年父亲虽已八十一岁高龄，仍身板硬朗、身体健康。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和自己喜欢的节目。白天，上午仍能下地种些蔬菜和瓜果，常摘些绿色食品与我们儿孙辈们共享；下午则到老年活动室与大家一起娱乐一把，每天的生活很是充实。父亲常说：适逢太平盛世，我要多活几年，享享共产党的福。呵呵，祝愿父母亲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！

       而我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从小沐浴在党的阳光下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从少年时代起就进入学校读书学习，接受着知识和教育，直至中学毕业回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，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亲身感受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一九七七年党结束了十年内乱，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，我有幸进入浙江省汽车技工学校学习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绍兴市汽车运输总公司（其前身是浙江省汽车运输公司绍兴地区运输分公司）工作。与全体同仁们一起为之奋斗，并共同见证了企业从创利大户到衰退、低迷，再到崛起、辉煌的全过程。

       前年初，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毒素侵害了我的身体，肝硬化已是晚期。住院期间，医院几次开出了病危通知，如果不进行器官移植将生命不保，不得已需进行肝移植手术，医护人员们与死神抢时间，积极组织肝源，并及时进行手术，通过十多个小时的抢救，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是新中国先进的医疗条件、精湛的医疗技术、高超的治疗方法、优越的社会制度救了我。这在旧中国（爷爷的那个时代）是根本无法想象和难以做到的。

      在我患病和救治期间，始终得到党、政府、企业和亲朋好友的帮助和接济，使我没有了后顾之忧，病体得到了很好的恢复。现尽管仍需实施抗排异药物治疗和定期复诊，但身体已无大碍，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将使我永生难忘，我从心底里深情地感谢党，感谢祖国，感谢社会主义制度。

      我和爷爷同样的遭遇（当然爷爷的病比我轻多了），却在两个社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。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，党的恩情比海深。我常对自己说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和我的全家，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有一种爱叫感恩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我要尽我所能，努力工作，多为社会和企业做点事，来回报党和企业对我的关怀和爱护。